第七十三章　黄海上的孤舟，与被抵押的国运
1904年2月初，一艘悬挂英国米字旗的邮轮在冰冷刺骨的黄海上艰难前行。海面灰蒙蒙的，像一张巨大的铅板，浪头一次次高高掀起，又重重砸下，船身随之剧烈摇晃，仿佛随时可能被吞没。甲板上，咸湿的海风带着金属般的冷冽，刮得人脸生疼。赵振东裹紧黑狐皮大氅，扶着船舷，望着远方海天交界处那抹深不见底的墨蓝色。
在他身后，孩子们在甲板的避风处追逐嬉戏。那是他的两个儿子，还有董家留下的、稚气未脱的两个小弟弟和一个小妹妹。他们并不知晓这趟旅行的真正含义，只觉得这海上庞然大物新鲜有趣，笑声清脆地在空旷的海面上回荡，却也格外扎心。董秀兰走过来，坐在赵振东身边的长凳上，眼神里满是疲惫与不舍。
“振东，咱们真的就这么走了？”她声音低得几乎被风吞没，“西佛的宅子，赵家楼的生意，玉宝台的老哥儿们……就这么撇下了？”
赵振东沉默良久，才缓缓开口，声音沙哑：“不走不行啊。那是神仙打架，咱们这等凡人，离得越近，碎得越快。”
他的脑海里，依然回荡着四天前在西佛董家大院的那场秘密会议。那是赵振东第一次见到金万福——一个干瘦的日本人，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，说一口比奉天教书先生还地道的汉语，甚至带着圆润的京腔。杜立三坐在一旁，眼神阴冷；董家五小姐则异常冷静，显然早已通过大连和营口的渠道，与这个日本人建立了联系。
金万福开门见山，提出的条件让赵振东后背冒冷汗：
“日军若从营口登陆，需要董家在那些不被俄国人控制的隐秘据点，提前囤积三万石以上的军粮；其次，一旦日军占领营口，董家要负责动员人马破坏沟营铁路，绝不能让俄军从沟帮子方向迅速反攻；最后，赵先生，新民府是重中之重，我们需要赵家楼在那儿设立谍报点，盯着京奉铁路上俄军的每一节车厢、每一个兵卒，哪怕是一麻袋土豆，也要把情报传到大连。”
这是要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跳舞！如果日本输了，俄国人回过头来，辽西地界上，董、赵两家怕是连一棵草都留不下。
但他发现，董家四小姐在鸭绿江边已经先动了——伐木工帮会接到死命令，日军从九连城渡江时，江面上绝不允许有木排阻碍，所有驳船必须待命，优先保障日军补给。董家，已经把全族的命脉，彻底绑在了大日本帝国的战争战车上。
“秀兰，咱们董家这次是把国运都给抵押出去了。”赵振东握住妻子的手，低声感叹，“四妹管江，五妹管路，咱们这支如果留在新民管谍报，一旦事发，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。”
他把具体的差事留给了那些忠心耿耿的手下，给足了安家费，自己则带着妻儿老小，选择了逃离。
董秀兰看着孩子们，叹了口气：“你说那个吴禄贞，他真的是这么劝你的？”
“就是他。”赵振东点头，“那个年轻人眼毒。他说，新民府以后就是两国争夺的‘风暴眼’。京奉铁路是俄军的补给命门，日军必夺之。他说，家产没了可以再赚，人只要活着，地契在手里，等尘埃落定那天，咱们还能回去。”
他摸了摸怀里那个沉甸甸的铁盒子，里面装着赵家楼、玉宝台以及新民几处铺子的房契地契。他相信吴禄贞的判断，也相信日本会赢——因为他在青麻坎见识过日本教材里的“数学”和“后勤”，那不是靠俄国人的蛮力能打赢的。
“玉宝台和赵家楼……交给张作霖照看，真的稳当吗？”董秀兰还是有些担心。
赵振东脑海里浮现出张作霖那张总是笑眯眯、极具亲和力的脸：“那小子，面善心活。他是本家的侄女姑爷，又有春桂那层亲戚关系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现在不仅是朝廷的哨长，在黑白两道都吃得开，人圆滑得出奇。咱们在那儿，他是帮手；咱们不在那儿，他就是那两处房产的保护伞。他得求着咱们以后继续给他提供商路和军资，他是个聪明人，不会做自断财路的事。”
张作霖的圆滑，在此时竟成了赵振东最放心的保障。在那片即将沦为焦土的土地上，也只有这种长着一颗剔透玲珑心的枭雄，才能替他们守住那份家业。
夜幕降临，黄海上的波涛变得更加汹涌。邮轮在风浪中剧烈摇晃，铁皮发出的吱嘎声在黑夜中显得格外惊悚。赵振东和董秀兰回到狭窄的头等舱，孩子们已经熟睡。尽管舱室里铺着厚厚的波斯地毯，点着温暖的煤油灯，但两人内心的惶恐却如潮水般蔓延。
在大海上，消息是断绝的。
此时此刻，是2月8日还是9日？
日本人的联合舰队是否已经趁着夜色摸进了旅顺口？
那些像火龙一样的鱼雷，是否已经撞击在了俄国巡洋舰的装甲上？
大卫送给杜立三的那些机器，是否已经成了日军后勤的动力？
每当海浪撞击船舷发出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赵振东都会猛地坐起，以为是远方的炮声。董秀兰也会随之惊醒，双手死死抓住他的衣襟，眼里满是惶恐。
“开打了吗？”她低声问。
赵振东无法回答。他只能把她更紧地搂进怀里，用身体的温度和动作来排解那股无法言说的焦虑。船身的摇晃像一种残酷的催情剂，让两人越发急切地纠缠在一起。狭小的床舱里，床板随着海浪起伏而吱呀作响，他们的喘息与低吟混杂在浪涛声中，像是对未知命运最后的抵抗。
从上海到大连，这13天的航程仿佛一场漫长的梦魇。白天，他们强颜欢笑陪孩子们在甲板上玩耍，看海鸥、指鲸鱼、讲故事；夜晚，一旦孩子们入睡，两人便迫不及待地回到舱室。海浪一次次把他们抛起，又重重摔下，每一次撞击都让身体更深地贴合，仿佛只有在这种原始的交融中，才能短暂忘却那悬在头顶的利剑。
董秀兰的指甲常常掐进赵振东的背脊，痛楚与快感交织，她低声呢喃：“振东……要是咱们回不去了呢？”
赵振东俯身吻住她，声音沙哑却坚定：“人在，一切都好。咱们活着，就能回去。地契在手里，银票在怀里，孩子在身边……老天爷总得给咱们留条活路。”
13天，他们几乎没有好好睡过一觉。船舱的床板成了他们唯一的避风港，海浪成了他们唯一的节奏。焦虑、恐惧、不舍、绝望……所有情绪都被压抑在身体里，通过一次次激烈的交合宣泄出来。董秀兰的眼角常常挂着泪痕，赵振东的背上布满抓痕，可他们谁也不肯停下，仿佛停下来，就会立刻被那无边的黑暗吞噬。
终于，在第十三天的黎明，邮轮的汽笛长鸣，上海的轮廓渐渐从海平线上升起。赵振东站在甲板上，怀抱着最小的孩子，董秀兰依偎在他身边。海风依旧冰冷，但前方是租界，是洋枪洋炮的庇护，是暂时的安宁。
而他们身后，那片生养他们的黑土地，此刻或许已化为一片炼狱。
“人在，一切都好。”赵振东重复着这句话，像是在安慰妻子，也像是在说服自己。
黄海上的孤舟，终于驶向了未知的彼岸。但那被抵押的国运，却如影随形，永远跟在了他们的身后。
咸湿的风吹过甲板，赵振东握紧妻子的手。船缓缓靠岸的那一刻，他知道，这13天的海上煎熬，只是漫长乱世里最短暂的一瞬。真正的风暴，才刚刚开始。